苦难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辛苦，最不容易，且是经受苦难最多的群体。他们被严密的控制着，古代的政治家们想出了太多的户口制度，这就是国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帝国的行政网络之内。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你说我想去城里打工不想种地了，那么不好意思，你就等死吧!而且是满门抄斩，甚至是祸连邻里。所以不必说我们现在搞的城镇化，更不必说那时满天下乱跑的起义了。想提着刀枪到处跑，门都没有。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的财富以供养封建统治者自己，对农民征收的各种租税，实际上也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中国的农民，也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几十年内能够温饱，略有剩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为温饱而艰难奋斗中。就连这低水平的生活也会被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所打断。更为奇怪的是，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就像恶性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止的膨胀阶段，贪官污吏也变得更多，自然灾害这时也会跑来凑热闹。因此结局就是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甚至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饿死在自己面前，比如朱元璋。既然事已至此，农民兄弟们只有反了。
既然中国农民起义如此之多，中国农民改朝换代的意愿如此之强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一提起中国农民，大家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坚忍的形象。他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群体。但这样的人却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那可能只有一个：被逼无奈，走投无路 。
可怜的农民兄弟
造反，一个多么雄壮，多么革命的词汇。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版《水浒传》，听到有人喊：“哥哥，咱们反了吧?”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浑身燥热，同时攥紧拳头心里激昂地回应道：“反了!”。但在封建社会里，“造反”却是无比丑陋，罪恶，无比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被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还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为敌，所以他们不仅肉体上难受，而且精神上痛苦。但坐等饿死是死，起义被杀也是死，还是被杀的死比较好，毕竟死前还能饱食几天。所以感觉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灵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一个“带头大哥”。而这些起义领袖们其实也只不过是被饥饿折磨的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甚至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无非是纠集了一些人抢些吃的穿的。然后又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这是他们只好拿起身边的菜刀或锄头试图抵抗一下。于是，起义开始了。
以前握惯了锄头的手，现在笨拙地握住了武器。雪亮锋利的刀枪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刺激，刀枪割断了土地系在他们脚上的镣铐，让他们突然感觉到难以承受的自由，身体轻飘飘的，脑袋晕乎乎的，像是飞上了天空，感觉好极了!这些淳朴善良且逆来顺受的农民突然变成了另一种不被人们所了解的种群。他们的生活完全靠暴力来维持，抢粮抢钱抢衣服，也抢女人，抢完之后还要放一把火烧掉。这就是为什么历朝的宫殿除清朝故宫外都没有保存下来的原因，故宫得以保存主要原因是因为清王朝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明末的张献忠起义，更是把农民淳朴的对立面—残暴，诠释的淋漓尽致张献忠所到之处以是杀、杀、杀!杀男人、杀妇女、杀孩童，最后对四川进行屠杀，难以想象竟是这些淳朴的农民所干出来的事情。
可怜的农民兄弟们，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而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但大多数都在成名之前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弹雨之中，有的虽然一时占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但在短暂的安定一段时期后胜利的果实最终还是会被贵族们夺取，例如隋朝末年瓦岗寨的程咬金，虽一时的做了皇帝，但最终还是被更善于权术的前朝贵族李氏收服;有的距离一统天下只差了几步之遥，却终因个人素质原因，抵御不住色、利的诱惑，意志被消磨殆尽，最终功亏一篑，比如洪秀全;虽然农民阶级被扣上过许多无比沉重的帽子，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永远都是最善良、最淳朴、最无私的人，没有之一。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种了粮食供我们吃，种了棉麻供我们穿，我们没理由嘲讽，看低他们，更不应该把一些本不属于他们的帽子扣在头上。中国农民存在于世上的全部任务仿佛就是做提供剩余产品的顺民，他们长久的被自然、宗教、政权和意识形态所捆绑束缚。他们失去了自我意识。他们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被狠狠地压制着。他们苦啊!
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活人的展开着，而农民的城镇化意愿最为强烈。他们渴望良好的医疗服务，便利的出行条件，舒适的住房条件，能够保障晚年生活的保障制度。我想，城镇化会满足这些善良淳朴的农民的愿望的，与其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倒不如说是城市对农村的回馈，是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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